邵阳文史专家、书法家涂玉书先生曾在《邵阳的雕版书业》中，对古代邵阳地区的私刻、坊刻书业进行了详细介绍，但对官刻书籍却很少提及。近日，笔者在翻阅《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丛书汇刊》时，偶然发现其中竟有曾在宝庆政治文化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官刻书籍《郑氏丛刻》。

《郑氏丛刻》由清代宝庆知府郑之侨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制而成。据卢家彬《郑之侨治邵事迹探论》记载，郑之侨在宝庆知府任上长达九年，治民事、革陋习，治苗务、行仁政，兴书院、育人才，纂方志、备文献，撰农书、劝耕织，政绩口碑俱佳。道光年间的《宝庆府志》对郑之侨评价颇高。

《郑氏丛刻》收有《濂溪书院兴学编》《濂溪书院劝学编》《四礼翼初稿》《四礼翼》《农桑易知录》等书籍5种15卷，因《四礼翼初稿》中附有《朱子家礼》，因此又有收书6种之说。《濂溪书院兴学编》由郑之侨的受业门人同辑，仁和汪元进作序，计1卷，按照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词五种体裁，载有洪开涟、车闲、周思仁、汤永兴、严安儒等25位诗人的近30篇诗词作品。《濂溪书院劝学编》由郑之侨编辑，有卷首和6卷正文，卷首为上谕六条，卷一为周子的《太极图》《通书》、程子的《四箴》、朱子的《自定读书法》《白鹿洞规》，卷二为朱子的《特祀濂溪先生记》、魏了翁的《周元公祠堂记》、杨万里的《邵阳希濂堂记》、廖道南的《谒周元公祠略记》、陶珙的《重修爱莲池四先生祠记》，卷三为郑之侨撰著的《合祀二程子于濂溪书院议》《新建书院记》《爱莲说辨》《诸生告语》，卷四为郑之侨集撰的《学规说》《戒诸生八则》《举业八则》，卷五为郑之侨集撰的《警语》，卷六为王湘撰拟的《详明清厘书院田租》和郑之侨撰拟的《禀请赴属考试节省诸童盘费以建书院并置膏火》《详书院田租仍归县管》《禁约》和《田租志》。《四礼翼初稿》《四礼翼》是明代大臣宋纁、思想家吕坤根据《朱子家礼》加以发挥的著作，其中《四礼翼初稿》4卷，《四礼翼》1卷，主要用于教导人们如何遵规守礼。《农桑易知录》是郑之侨撰著的一部农学著作，分为3卷，卷一为《农务事宜》，卷二为《农桑事宜》，卷三为《农桑善后事宜》。封面有“本衙藏版”的标识，“本衙”即宝庆府衙，表明其为官刻文献无疑。

《郑氏丛刻》之中，《濂溪书院兴学编》《濂溪书院劝学编》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史学价值，特别是《濂溪书院兴学编》中收录的诗文，为《沅湘耆旧集》《湘雅摭残》等湖湘诗文典籍提供了有益补充。《四礼翼初稿》《四礼翼》宣传了儒家的价值观，对于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然具有借鉴意义。而《农桑易知录》系统总结了我国古代的农学成就，以浅显通俗著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农学著作。

郑之侨编印《濂溪书院兴学编》，显然是濂溪书院落成后的纪盛之举，而编印《濂溪书院劝学编》则是规范濂溪书院教学管理的需要。那他又为什么要同时编印《农桑易知录》和《四礼翼初稿》《四礼翼》呢？

近年来，华南农业大学研究人员在探访郑之侨故居时，发现了郑之侨的墓志铭，这才揭开了谜底。碑铭中提到郑之侨针对邵阳地区迷信师巫的风俗，“严示禁抑，采徽国公家礼（即《朱子家礼》，朱熹被追封为徽国公）数条，家喻户晓，敦切再三，俗丕变”；针对城步长安营一带苗民不懂耕种，所种官田“不敷日食，时复骚动，肆劫夺”的情形，施以训化，“彼不知耕种，教之农桑；不知诗书，教之章句”。

由此可知，郑之侨刻印《四礼翼初稿》《四礼翼》，再如他在再版序言中说的那样，旨在“正伦理、笃恩义、厚风俗”，培育人才。而郑之侨刻印《农桑易知录》则是为了缓和和解决民族矛盾，促进农业生产，促进社会稳定，“俾山村僻壤习之而好之，好之而业盛，业盛则天下同风”。

《郑氏丛刻》无疑丰富了邵阳的文化底蕴，至今仍在润泽着这一方热土。

（张东吾，新邵县人，有作品入选《原上草》《芙蓉国》《芙蓉花开》《礼赞人防》等多种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