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最初的行款应该是自由的，字序、行序并没有明确的规则。目前出土的大量疑似文字的行款方式，如江苏吴县澄湖良渚古井出土的黑陶贯耳壶，腹部的4个字呈横斜状排列；而江苏高邮龙虬发现的刻文陶片，可以分为两组，4个字的那组应是竖排。

对新行款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应是新需求。根据早期汉字的应用情况，我们不难猜测，它就是甲骨文占卜、竹简记录等活动。所以，能对行款样式起主要作用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甲骨和竹简本身，二是活动性质的影响。

“方便说”认为，汉字字形便于竖写，所用的竹简宜于竖写，这是汉字书写的决定性条件。“持简习惯说”认为，古人应是席地而坐，左手持简，置于胸前，右手执笔而书，正是持简的习惯性动作决定了字序的下行。这个说法的前提条件是古人必须有竖向持简的习惯，而这其实是很难确定的。

这样，就剩下第二点，即活动本身。毫无疑问，甲骨占卜活动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在行款基本样式确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从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内容来看，它绝大部分是占卜的结果，即神意由甲骨兆相表达出来的文字呈现，是一种“天垂象”式的昭示。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从形式上正好吻合这个特点。

甲骨占卜活动的性质决定了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行序呢？从甲骨材料出发，它通常可以分为几个对称区域，为此我们常看到为对称之美而设定的“下行而左”和“下行而右”两种方式。也就是说，行序是自由的，可见后来行款常单一地以“下行而左”，即行序“从右至左”为主，决定性因素不在甲骨。

对于竹简，无论是先写后编成册，或是先编成册再书写，从右至左都是比较方便的，对此，不少学者已有丰富的论证。对于先写后编成册的情况，钱存训先生《书于竹帛》中提到：左手持简、右手书写，便于写好的简策按顺序置于右侧，由远而近，形成从右到左的习惯。

不过，汉字行款基本样式的真正确立，应是在周代。周代在继承商代的行款中，单纯延续了竹简行款样式，统一使用字序自上而下、行序从右至左的行款，极少有例外。自此，被沿用数千年的汉字行款基本样式得以完全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