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民初校辑古籍、撰写论文、翻译介绍西方的作品与理论,至20世纪20年代研究小说史、文学史,同时继续从事翻译与校辑的工作,再到30年代完成《嵇康集》的校订等,鲁迅的学术研究时间长达30年。如果不对作为学问家的鲁迅进行深入研究,不但无法认识鲁迅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中的意义,也难以理解他的文学作品何以深入人心。
就学术成果而言,鲁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本著述,即便将他校勘辑录的《嵇康集》《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算在内,成就也不能与章太炎、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钱穆等学术大师相媲美。但是,就学术思想的深刻性、研究方式的独特性,及“学”与“文”结合的紧密性而言,很少有人能超过鲁迅。在那个“本根剥丧,神气旁皇”的年代,如何为中华文化的重生建立一个基础、指明一条途径,是当时的学者无不关心的重要问题。章太炎、王国维等都希望通过研究国故来保存国粹,增进对本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感。鲁迅与他们不同的是两手出击:一手创作,一手研究;在创作中批判传统,在研究中珍视传统。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仅仅将鲁迅研究归为一般的“创作家的研究”,或将其创作归为“学问家的创作”,都未看到鲁迅研究与创作间的统一性,更无从认识鲁迅是从中华文化发展高度作出的通盘思考。
鲁迅的学问之所以“往往风格由严肃变为幽默,论证由严谨变为自由”,正是他以文学家之心把握历史真相、领悟人生真谛的结果。换言之,在鲁迅那里,文学与学问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相融相生。
鲁迅博究坟典,汇通西学。鲁迅对那些标榜纯粹学问方有益于中国的说法一直深怀戒心,与以“史料主义”为导向的现代学术界往往保持着一定距离,甚至对当时的教授学者也常持以嘲讽态度。在他看来,严谨扎实尚不是学问的极致,学术研究除了要细致考订事实,更要深入叩问灵魂,故而鲁迅特别重视所研究时代的“世态人心”,这其实与他认为“声发自心”的创作观相一致。他在1932年给台静农的信中提到做文学史要具备“史识”的问题。
鲁迅所说的“史识”,除了要求“能够从全部文学史发展演变的轨迹中确定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价值,以及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走进作家的内心世界,能够把他的创作和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社会变化紧密结合起来”,而这本质上就是对世态人心的把握,即重视从社会生活风貌和文人特别嗜好等角度,切入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和对文人心态的分析。
对于鲁迅来说,研究与创作不是身外之物,而是主体心灵的体现:在创作时表现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在研究中则是以文学家之心去体验一个时代的“世态人心”。坦率地说,鲁迅的学问似乎接近于一门“心学”,这门“心学”贯通于研究与创作,浑成于生命与人格。文学鲁迅与学术鲁迅合二为一。 (据《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