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50年代，匡荣归的诗歌可谓红极一时，1959年4月的《人民文学》曾以个人专栏的形式，一次性集中刊发其歌颂人民群众、歌颂人民公社的新民歌体诗作12首，这在当时实属罕见。同期刊发作品的作家还有后来蜚声文坛的张天翼、柯岩和赵树理等。新民歌运动作为文学史上一场带着浓郁政治气息的新文学运动，其时非常引人注目。大文豪郭沫若读了匡荣归这组令人振奋的作品后，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赞扬说：“你以你的民歌，开了一代诗风。”并称赞他是“新民歌旗手”。据郭老在信中介绍，毛泽东主席读过《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匡诗后，曾称赞“匡诗有奇妙的构思，有准确的比喻，有鲜明的形象，有大胆的幻想”。

匡荣归先生在世时，经常拿出那封郭沫若的亲笔信向大家炫耀，本人就看到过好几次。他还多次说过有人愿意出价两万元收购这封信做文物收藏，但他一直没答应。令人惋惜的是，这封信后来却不知所踪。

郭沫若还于1959年6月28日给他赠诗一首：“杉树生成直又高，叶尖密密利如刀。何人识得匡君性，不是狂来不是骄。”郭老读了“映山红，朵朵红，关公骑马我骑龙。关公挥刀破五关，我拿锄头砍山峰”一诗后，曾击节赞赏，说：“在过去的民歌中，都是传唱‘观音骑马我骑龙’，这其实传错了，观音哪来的马？她都是坐莲花台，但这个错几千年来一直没人纠正，今天匡荣归终于把它纠正过来了，可喜可贺！以后传唱‘关公骑马我骑龙’就符合实际了。”据说，匡老就诗歌创作问题还与何其芳、郭小川等大诗人有过书信交往。

按理说，以匡荣归这样的文采和才华，在当时谋个正式工作应该不成问题。但据说就因为他的狂傲与目中无人，曾经错失一次良机。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匡荣归的新民歌体诗作在《人民文学》发表受到郭沫若乃至毛主席的赞扬后，名气大振。当时的湖南省群众艺术馆急需选任一名《工农兵文艺》编辑。省群艺馆的两位老师奉命来到邵东，欲登门拜访，请他“出山”。在县文化部门的一位领导陪同下，三人来到黄陂桥杉树坪匡荣归的住所“天野草堂”。当天下雨，时近中午，匡荣归尚闭门在床上睡大觉。县里的领导敲了好几遍门，屋内才传来回应。这位领导隔着窗户说明来意，匡未急于开门，而是说：“请我去省里工作可以，但我要出一副对子，你们对上来我便开门。”不知匡荣归具体出的什么上联，来者是否对上。后来门是开了，只见这个“天野草堂”也太名副其实了：那是一间年久失修的老土坯房，低矮、暗黑、潮湿，室内凌乱不堪，全部家具就是一张老木板床、一个柜子、几条板凳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另有几麻袋的书籍报刊横七竖八地堆放着。

此时恰逢午餐时间，匡荣归便留三位客人一起就餐，因当时杉树坪街上没有饭店，他亲自炒了几个鸡蛋和一碗白菜。客人见四人吃饭，才三个鸡蛋，迟迟没有动筷。这时匡荣归打趣地说：“不用抢，不用争，三个鸡蛋我来分。一人一个正合适，粗茶淡饭情也真。老匡呷饭不用菜，开水泡饭更省心。”当然，这只是坊间传闻，未必完全属实。但最终匡荣归没上省城当编辑倒是事实，据说那个位置后来被湘乡农民小说作家刘勇获得。通过打拼，刘勇后来担任了湖南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国家一级作家，全国劳动模范。性格决定命运，由此可见一斑。

说匡荣归狂傲，那是不争的事实。上世纪90年代，县里文艺界一开会，只要匡荣归在场，便会口若悬河，高谈阔论，不外乎是吹嘘自己。他到当时的《邵东报》送稿，先是声称自己又有新诗在国际国内获得大奖，在美国和港台的刊物发表一首诗，获得100甚至800美金云云（其实全是无稽之谈，当然也没人当真）；接着狠批副刊编辑“有眼不识泰山”“不发我匡某的作品”；然后用因得帕金森症而颤颤巍巍的手掏出几页写得歪歪斜斜的诗稿，让编辑工工整整地帮忙誊抄以便下次“照发”。

匡荣归孜孜不倦地耕耘在诗歌的园圃中，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匡荣归为诗歌创作所付出的艰辛代价却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文革”期间，匡荣归由于写了一些针砭时弊的诗文，再加之他恃才傲物，口无遮掩，因而三次蒙冤入狱，使得他后半生穷困潦倒，一直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孑身一人，生活拮据，晚年基本上是依靠文朋诗友的资助与微薄的稿酬，以及政府按五保户标准发放的钱粮来维持生活，个中艰辛可想而知。但他的精神世界却是充实的，按当今时髦的说法，就叫做“痛并快乐着”。

（唐志平，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现任邵东市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出版有作品集《乡风四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