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个人的历程投射在他所处时代的背景墙上，如果在墙上的纷繁复杂中仍依稀能辨那个人的轨迹，在他或深或浅的脚印里，后人们能看得见他的笑靥、听得出他的呼唤、嗅得着他的气质、感知到他的志趣，那他一定是这个时代的宠儿。

如果上面的假设是成立的，那记者会有很大的几率成为时代宠儿。传统纸媒的记者很多人会自觉拜司马迁为“祖师爷”，因为史官的“当下”之记，传之后世便是他所处的时代之“史”。一般人无论如何努力去涂抹或刻划他所在的“当下”那面大墙，都会被同代或后代不同人物以新的墙泥一层又一层掩盖，后来人永远无法揭开厚重的墙泥去翻看某个人的“当下”，只有把他的涂抹与刻划“遗存”于职在“记录当下”的典籍篇章里，才可能给后人以踪迹。记者的天职正是“记录当下”，无论颂扬或鞭笞、回顾或憧憬、呢喃或疾呼，都是他自觉地对自己所处时代、所在地域人物情境的史志刻划。他们在留存后世的文图中标记时代的同时，也把自己标记进那个时代。随着时光的流逝，或许他为时代所做的标记被风蚀模糊了，而他自己却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标识，就如同太史公“史记”下的那些人物与事件已如过眼云烟，而太史公本人却成为汉代的路标。

职业特性赋予了记者群体在体现个人当下与历史价值时以优先之“宠”，而个人真正能在当下与历史中实现价值却全凭个人修为。有的记者笔下的光怪陆离如幻如泡影见风而破，有的记者笔下的惊天动地丰功伟绩不过是阿谀奉迎。能窥斑见豹，以一捧水的清甜去解释泉流的甘冽，以一棵树的成长去归纳森林的形成，以少数人的悲欢去映射社会主流，这等功夫才配署以职业记者的名号从而享有存名于时代文献的优先资格。

雄成先生是我的老师，作品实实在在摆在大家的面前，无需我去评价，更无需我将他的奋斗与思考及业绩用一篇一篇作品来作注释与印证。我只想能把前面的假设变成大家对史家、对记者职业价值的认知与认同。有此认同的话，在读过雄成先生的文集后，一定会有如下结论：

世纪之交的背景墙上刻划着雄成先生清晰的轨迹；他不负“时代宠儿”的垂青，精细准确地记录下他所处的“当下情境”，并把他们沉淀为近半个世纪邵阳特别是邵东世事流变的标记；那一个一个“标记”，正是他所历经的“记者之道”的价值坐标；道路有多长，价值的流传便有多长。

谨以此文向雄成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