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的堂姑嫁到了我们村，依辈分我管她叫姑奶奶。

姑奶奶最大的能耐就是生孩子，嫁过来后一连生了七个儿子，每两年一个。

姑奶奶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只要是天气暖和的日子，每当太阳西下时分，她都会在自家禾堂上摆出一个特制的硕大洗澡盆，提上两大桶滚热的水，将七个儿子剥光衣服，从大到小像洗萝卜一样依次丢进盆里，擦洗，抹干，然后放在门前的石阶上裸晒。夕阳余辉下，金色的晚霞照在一字排开的七个孩子那嫩稚的肌肤上，像镀金的罗汉般熠熠生辉，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姑奶奶忙完后总是咪着眼睛看着，脸上挂着满意的微笑，这是她用心血凝成的作品，是她打造的七块幸福盾牌，也是她点亮的七盏希望之灯。

但不久之后的一场变故将这道风景击得支离破碎。在姑奶奶最小的儿子还只有三岁时，也就是1960年，姑爷爷撒手西归了。又过了三年，姑奶奶也在孤苦绝望中离开了人世。七个儿子，转眼间成了孤儿。

姑奶奶临终前特意找人把我母亲叫到她跟前，含泪做了最后的交代：“侄女啊，眼看我这七个儿子就是有娘生没娘养的孤儿了，村里只有你跟我最亲，就只好麻烦你照顾了，莫要让他们‘打了流’（变成坏人），讨了米。”说完要七个儿子跪在我母亲前面，一双乞求的眼睛，七双求生的目光，齐刷刷地聚集在母亲身上。母亲来不及多想，点头说：“姑姑，你放心，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弟弟们饿着。”说完将他们七兄弟一把揽入自己的怀里。

其时，我母亲还不到40岁，也是有四个儿女的妈妈，最小的还在襁褓中的就是我。

我家离七兄弟家有近2公里山路，自从应下那句话后，母亲的日子就像高速旋转的陀螺，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张罗自家的事，忙完后上生产队的工，下午散工后先要去七兄弟家，将他们安排妥当再回家。其时都是晚上七八点钟了，在那条蜿蜒崎岖的山路上，或月朗星稀，或伸手不见五指；或平和宁静，或狂风暴雨，母亲那单薄的身影常年在那条线上来回穿梭。从背着我到抱着我，从牵着我的手到跟在我身后，这条路也伴随着我慢慢长大。

每年除夕前些天，母亲要将七兄弟的衣服、被子浆洗缝补，备好腊肉、豆腐、猪血丸子、甜酒等过年物资，年景好一点还要每人做一件新衣裳，年景差一点时至少保证每人一双新布鞋。除夕晚上要等到他们年羹肉出了锅，放了炮仗，围绕母亲团团圆圆过了年，母亲才急匆匆赶回自己家里。那时全村吃年羹肉，七兄弟家是最早的，我家是最迟的。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七兄弟转眼都长大成人，而且长得高大壮实。也许是当初他们母亲裸晒练成的“童子功”，也许是从小习惯的缺衣少穿，也许是经常性烈日下的挥汗如雨，七兄弟一年中有大半年都是光着膀子的。

七兄弟口中管我母亲叫姐姐，心中其实早就当作妈妈。在母亲的操持下，七兄弟靠力气吃饭，凭本事赚钱，堂堂正正做人。到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时候，七兄弟又新建了两座房，有三个兄弟娶上了媳妇，其他四兄弟都能自食其力，日子过得很扎实兴旺。

七兄弟的日子好了，可我母亲的身体垮了。两个家，两头跑，十一个孩子，十一张口，嗷嗷待哺。因为一个如山般的承诺，母亲承受着如山般的负荷，早已透支了她的身体。在55岁那年，母亲倒下了。在母亲病重的那段日子里，七兄弟没日没夜地陪护。因为没有马路，母亲到外面去治疗，都是七兄弟用凉椅抬着母亲，在那条蜿蜒崎岖的山路上，重复着母亲当年的出出进进，坎坎坷坷。

在母亲弥留之际，特将七兄弟喊到床边，从大到小用目光扫了一遍，歉意地说：“你们都长大了，我也放心了。这些年姐姐没像送我自己的孩子一样，也送你们去读书，姐姐没能力，耽误你们了，对不住哇。”七兄弟都含泪大喊：“姐姐啊，是我们拖累了您，您走了，我们这个家就会散了啊！”母亲笑着说了一句：“娶了媳妇你们就都有家了呀！”

还有四个兄弟没有成家，这是母亲心中一直割舍不下的牵挂，母亲临终前再三嘱咐我要把她葬在离七兄弟家最近的老祖坟上。遵照母亲的遗愿，母亲被安葬在离七兄弟老宅仅500米的一个山岗上，她仍在守望着当初的承诺。

每年清明节，我来到母亲的坟前时，总是看到坟墓已修葺一新，坟头已插上七根吊千（挂清用的纸幡）。每年我都要细数一遍，今年也一样，七根，一根也不少。

（作者供职于邵阳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