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旧时代的读书人，人们就会搬出吟风弄月、一觞一咏这样的词语，来描绘他们的骚情赋骨，或者用诗句“皓首穷经冷板凳，孤灯清影到天明”，来形容他们的寒窗苦境。似乎读书人天生就是那种远离老圃，不事稼穑，不识韭菜麦子的“物种”。

然而，近读光绪年间《邵阳县志》，从所记载的60来名历代邵阳进士中，也看到了一个另类，那就是农夫进士张家钰。《县志》称，张家钰“性沈毅，尤自刻苦。赴郡县试，徒步担簦”。

张家钰是邵阳（今属新邵县）新田铺人。他的父亲张其左，书读得不错，但连续多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又气又恼，便弃学从农，领着自己的几个儿子发奋种田。田倒是种得很好，家也渐渐富起来了，但是富而不贵，照样受人欺侮。张其左自己走不通的路，便寄希望于自己的儿子走通，靠他们学有所成，光耀门户。于是，一家老小白天务农，夜晚教的教、读的读，指望向书里求富贵。而张家钰在兄弟中又格外勤奋好学，学业成绩自然更加出类拔萃。

在张家钰27岁那年，张其左感到已经难以胜任对他的教育了，就召集全家商议送他去宝庆府城读经馆。他自己也信心满满地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我与老泉同龄，应当以他为师，刻苦攻读，登科取仕，不辜负父母兄弟的期望。”为了不耽误父兄种田，他自己挑着一石大米和日用行李入校从师。在学堂里，他珍惜无农事缠身，一门心思读书的好时机，昼夜刻苦学习，从家里带去的被子都不曾解开过，读倦了靠在被包上打个盹，醒来了又苦读不已。功夫不负苦心人，张家钰没过多久就考中了秀才，享受到公家发给膳食津贴的生员待遇，后来，又有幸被选送到南京国子监深造。

转眼到了咸丰元年(1851)秋，张家钰正在路边的一丘农田里犁田，只听得一声锣响，三匹马冲了过来，在张家钰跟前停下。来人问道：“张家钰老爷家在何处？他已中举，我们前来报喜。”张家钰听了，暗暗惊喜，遥指自家房屋，对报喜人说：“就在那边，你们边走边打听吧。”然后匆匆从小路赶回家，刚刚洗净身子，穿戴整齐，报喜人已经到了门口。张家钰急忙出来迎接。报喜人大为惊讶，原来新科举人老爷竟是那位犁田的农夫！“犁田举人”从此在宝庆北路一带传为佳话。

一年后，张家钰又高中进士，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被朝廷任命为内阁中书。这一年，他34岁，虽然年龄大了一点，但相比年长他24岁的魏源，51岁才中进士，他算幸运的了。然而，他本色不变，依然不带仆役，自己挑着铺盖卷到京城报到上班。可是，干惯了农活的张家钰，对内阁中书这种抄抄写写的文秘工作不感兴趣，干着干着，就找个理由回家了。

回家没多久，他应曾国藩之邀，帮他管理粮台，因为劳苦功高，得了个五品的员外郎。但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张家钰无心做官，再次辞官回乡，把自己的住房取名为“勉耘楼”，家中藏书甚多，而且有不少珍贵的秘本、善本。他且耕且读，过着陶潜式的隐士生活。咸丰九年（1859），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到他的家乡，农历四月底，翼王石达开的一支部队来到新田铺。他的所有藏书，连同他个人的文集《勉耘楼文钞》，全部毁于兵火。这一下，他身心受到很大的打击，从此抑郁寡欢，一病不起，刚满41岁就离开了人世。

在治学方面，张家钰既有过人的资质，又有超人的毅力，他学而不厌，博闻强记，取得了很深的造诣；在培育生徒方面，他以培植人材为务，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在自身的品德修养方面，他以许衡为人生榜样，一切言行务求合乎“义”的原则。

当然，有些著作对张家钰的记述，也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如1994年出版的《新邵县志》记载张家钰的去世年份是1859年，却同时沿用光绪版《邵阳县志》的说法，称张家钰在两江总督曾国藩手下“司粮台”。曾国藩前后三次出任两江总督，其首任两江总督是1860年。如果说张家钰在1859年去世了，那只能是曾国藩在做两江总督之前，请他管理过粮台。

（陈扬桂，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文史研究员）